紫砂壶鼻祖之谜：供春壶背后500年的历史悬案 欧陆手机app下载，自紫砂壶问世以来，有一个故事流传了近500年。明朝正德年间，宜兴进士吴仕携书童在金沙寺读书，书童供春偷学僧人制壶技艺，以寺中银杏树瘿为形，制作了第一把树瘿壶。因壶身刻有“供春”二字，后人尊其为紫砂鼻祖。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传统叙事中，供春的形象充满传奇色彩：一个聪慧的书童，在偶然间开创了紫砂五百年辉煌。然而，台湾学者徐鳌润的研究却让这个美丽传说布满疑云。

　　真相一：吴仕从未有名叫“供春”的书童。据《吴氏家乘》记载，吴仕唯一的书童名叫朱昌，原籍浙江钱塘。史书将朱昌列为“义仆”，其忠诚感人至深——在主人去世后，他不仅帮助幼主争得家产，更用十数年时间悉心教育幼主成才。这个真实存在的忠仆，与传说中的“供春”判若两人。

　　真相二：吴仕读书之地并非金沙寺，而是大潮山的福源禅寺。正德五年，金沙寺因僧人嗜酒变卖寺产，已是空寺一座，根本不具备读书条件。而福源寺乃吴仕弟弟岳父沈晖（工部侍郎）的家产，据史载，当年，周围窑场林立，陶工聚居，恰恰具备了紫砂壶诞生的土壤。

　　但有一点让人疑惑的是：金沙寺周边如汤渡、任墅象牙山等地发现了密集古窑址，并出土了少量明代紫砂残片，上有与缸瓮混烧的釉泪痕迹。而福源寺所在的大潮山一带，既无明代缸窑遗址，也未发现紫砂残器。宜兴已发现的明清古窑址均邻近金沙寺，远离福源寺。这反而为金沙寺的传说流传提供了地理依据，却也加深了历史谜团。

　　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追溯吴氏家族的茶文化传承。父亲吴纶毕生坚持传统煮茶法，以种茶、制茶、品茶为乐，隐逸山林，广交文士，堪称“阳羡茶人”。他在城南建“樵隐”、“渔乐”二墅，终日与沈周、文征明等名士品茗唱和，文征明曾多次赋诗感谢他寄赠新茶。

　　而儿子吴仕，在入仕之前于南山福源寺读书期间，与诸多陶工一起“澄泥制壶，研求式样，代为署款”，积极开创用紫砂壶泡茶的新法。这个记载，为“吴仕制壶说”提供了重要佐证。

　　所有正史中，吴仕的书童都叫朱昌，“供春”之名从何而来？真相或许藏在明代的茶文化中。当时的贡茶分“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四个等级，“供春”即是供奉春茶之意。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吴仕制壶后，碍于士人身份，便借用“壶供真春”的意境，刻下“供春”二字作为落款。

　　吴仕从好友沈周的《落花》诗句中挑出“供春”二字作为壶名，正合“壶供真茶”的意境。因此，“供春”更可能是一种壶式而非人名。

　　任何艺术的诞生都不是偶然。朱元璋下诏“罢造团茶以贡”后，虽然诏书下达百年，民间仍延续着煮茶遗风。吴仕认为漠视太祖诏令“弃天下事于不必为”，决心在推广泡茶法上有所作为。

　　在吴仕有此抱负之前，世上尚无专门泡茶的紫砂壶。明正德五年，“供春”壶已陈列在福源禅寺内，圆的称“龙蛋壶”，方的称“印方壶”。寺僧们在吴仕的指导下，成为紫砂壶制作的第一批传人。

　　明末所著的《宜兴甆壶记》与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记载不同，开篇即言：“今吴中较茶者，壶必言宜兴甆。云始万历间，大朝山寺僧（周高起作金沙寺僧）传供春”。

　　根据亲眼所见，对明末清初宜兴紫砂的制壶工具与工艺作了重点介绍，并对茗壶系中的“金沙寺僧”提出异议意欲纠正。

　　为何明代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要将吴仕写成在金沙寺读书？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其一，福源寺主持雪庵原是朝廷修撰，因不满朱棣篡位逃至宜兴出家，其身份若暴露将危及吴仕仕途。其二，传说建文帝朱允炆被篡位后曾逃至大潮山，这种敏感话题在特务横行的明代足以招来杀身之祸。

　　加之明代等级森严，已取得“南解元”的吴仕若让人知道与陶工为伍，势必影响声誉。于是文人惯用隐晦手法，造出书童做壶的故事，让历史真相隐没在烟雨之中。

　　今日的金沙寺旧址草木萋萋，而福源寺已重建，佛音再续。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知第一把紫砂壶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但可以确定的是，紫砂艺术能传承五百年，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

　　从吴纶坚持的传统茶艺，到吴仕开创的紫砂新法；从明代饮茶之风的变革，到宜兴特有的紫砂泥料；还有那些默默耕耘的无名陶工，共同铸就了这段传奇。

　　每一把温润的紫砂壶，都承载着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延续着对美的执着追求。书僮与进士的传奇，或许本就是一段被时光雕琢的故事——而紫砂真正的魅力，恰恰在于它能将历史与艺术融于一体，在茶香氤氲中，诉说着永不褪色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