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尚娱乐平台-被骗？这帧照片为紫砂壶从一家一户的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式的工场模式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查阅资料，一九五六年时蒋蓉38岁、裴石民、吴云根均为65岁、王寅春60岁，陈福渊待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认真研究一下这张泥橙上的工具，或许对解读顾氏壶艺不无帮助。

　　说到蛐蛐换月饼的事，当年的顽童、今天也已从事紫砂的中年人会说，不知道这个老人便是裴石民啊!

　　裴先生有性情，有趣味，是典型的艺术家气质，他家后辈回忆，就是明天家里没米下锅，裴先生也一点看不出急的样子。

　　与下面一张摄于1975年在指导何道洪、周正华的照片比较，只相隔两年，变化不会这么大吧。

　　因为他直接见过、接触过这些同行，会有行内视角的描述与评价，尤其是对有作品存世的名家如俞国良、李宝珍、冯桂林、范鼎甫、汪宝根等等的评述。

　　他们中只有邵仲和、朱小华师傅还健在。他们主要是这一时代做坯、陶刻的师傅，同时代经常被推颂的七位老艺人就不在其内了。

　　还有我父亲徐祖纯、母亲邵赛宝，三兄徐汉棠也没介绍，在此作一说明，并有待以后不断完善。

　　他的壶极有精神，并特创了小包嘴，做得特别有味道，我父亲只在来了识货者，才打开特制的木匣子，拿出来让人欣赏。

　　父亲说，他个人喜动不喜静，仿佛屁股上有钉子，人小噪门大，讲起话来颈子直伸，头直摇，特别精神。

　　人家订了他的茶壶往往做不及时。有一件事我父亲后来一直当故事说：当时宜兴的衙门差人头头叫朱鹤年，付钱订了汪宝根的茶壶一年多，汪宝根一直借故推拖，茶壶仍在套缸里，出不来。

　　朱鹤年就把汪宝根叫到衙门把他锁在泥凳上，他故意睡觉，还是不做，怎么叫也拿他没有办法。

　　建国前几年，我经常见到他在我家后门口走来走去，肩上扛挂了大秤杆，背上背了个大铁秤砣，父亲说他当时是称茅柴的开行老板，是秤燃料的公证人。

　　紫砂烧窑所用的茅柴由山里人用狗头车推到查林等地水码头，用船装运到蜀山南街紫砂窑场下面的河边，由柴行老板来过秤。

　　听说那时他已从山西回来（与吴云耕一起去的），年纪已大，紫砂生意又不好，故不做坯，当时开砂货行的大老板毛振声（紫砂大窑户毛顺生的二弟，人称毛老二）留了他，因为毛老二曾跟人学过徒做过茶壶。

　　我常见到他背了毛老二的两个同龄儿子毛阿洪与毛阿明（紫砂工艺厂毛阿南的哥哥）在蜀山南街我家对面及小街上游荡。

　　他当时已６０多岁，小个，瘦弱，前额已秃，脑后有撮鸭屁股似的头发，几根山羊胡子，但笑嘻嘻的，常与周围的人开玩笑，真有点老顽童的个性，非常和谒可亲。

　　听知情者说，她做壶时，泥凳上放一只装釉水用的大碗，里面盛了一碗水，她做水平壶完工前一定要放到大水碗里。

　　试试是否能平浮，如嘴、把有轻重，还可以加泥、减泥（红泥实际上与紫泥有区别，未干的红泥可短时放在水里泡一下，紫泥相对较差）。

　　他的儿子史耀民是汪精卫部队少将团长。日军据华时，史耀民统治了以蜀山为中心、除宜兴城区外的宜兴范围，尽做坏事，动不动杀人。

　　他做过一些粗货茶壶之类的坯件。我曾数次见过他，日伪时他是老太爷，个子不高，略丰身材，儿子史耀民个子却比较大。

　　建国后，他从我家后门口走过，我母亲告诉我，走过的人是史耀民的老子，已老了也瘦了，脸型已记不清。

　　为满足其愿望，我母亲把他接来我家，请蜀山中医搭脉吃药，期间由我侍侯月余。

　　据他孙儿说，他圆口用的工具，是打孔漏掉蛋白蛋黄的空鸡蛋壳，他的规矩是绝对不准家人尤其是子孙碰他的泥凳及工具。

　　在成立合作社前夕，他已得了皮肤癌，我曾见到他在缸里以药熏蒸的痛苦场面。在成立合作社时他就去世了。

　　他的制缸厂房就建在惠家角落头，即惠孟臣的住宅处。与顾景舟是世交，同学习同商讨，也是制壶高手。

　　因不安于制壶做坯，有搞实业的行为，改上袁紫砂龙窑为护缸窑，至一半而停歇，因时局不稳而破产欠债。

　　建国初期就不做茶壶了，但他早期的作品也流至台湾，很受重视，很多画册书籍里有他的茶壶及名录出现。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虽年近８０，他凭借原有的基本功又做起了茗壶，自娱自乐，并赠送家属朋友。

　　储铭较矮且瘦，方脸，二粒眼球似凸在外面，老耷拉着脸，我见他有点害怕，他连笑起来也不亲善。

　　屋里长窗格下的泥凳上非常整洁，以做牛盖洋桶壶最出名，我父亲常用的一把“捂灰”黑得特别漂亮的平盖洋桶（与牛盖洋桶造型一样，只是非牛鼻盖子）就是腊根做的，壶盖上平面有储铭的印记。

　　顾景舟做牛盖洋桶应该会受到他的影响，故有误传顾为储的徒弟，但顾景舟在我们面前是否认的。

　　成立合作社初期不知为何没有进社，但一直在上袁做坯，常用一对竹篮挑了送到蜀山南街。

　　１９５５年合作社成立不久后进社，当时年纪已很大，但身体很硬朗，中等身材，走起路来腰挺着，不大说话。

　　厂里下放时回农村的。他在“利用公司”成立的陶工传习所当过艺徒，与冯桂林为同学，当时的老师为俞国良、邵云儒。

　　他的自我感觉特别好，欢喜标榜自己，一开始就拿着自己仿制的杨氏风卷葵壶自我夸耀，故当时的老艺人都有点讨厌他。

　　他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喜欢创作新样，但由于制作工艺上比较毛糙、作品有粗笨感。

　　他的政治生涯有点神秘，统治时曾与新四军有过接触，建国后到省里去见过当进的领导，但并未在政治上有提拔。

　　在这之前，他有相当数量的壶是盖其父亲留给他的图章，但只要稍加细品，即可分出父、子之作。

　　他的饭量是合作社就膳人员中最大的，合作社成立初期吃饭是交饭费的，共食制，八人一桌，四菜一汤，饭管饱。

　　他是专靠做坯吃饭 的，因为花盆体积大，陶器厂有做壶刻字的客师（供饭或供住，发计时、计件的工资），但不会请做花盆的客师。

　　他家比较大，有二开间二进深，但只有几张破泥凳 与一张床，前面工场后面住室，两人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

　　所以肖坤生、李荣富、钱应生，包括王熙臣，都曾在他家大门间做坯，后来成为合作社的主要生产工场之 一。

　　其花盆尺寸有的写在墙壁上，有的记在手上，我就曾见到他按手上的印纹配矩车及墙车的尺寸。

　　他的夫人徐 盘大也是做花盆高手，夫妇二人做的花盆（圆的为主）造型制作工艺都好看，有段时间在脚砣上盖“盘根”的小木章。

　　因为有段时间产品不大讲名头，尤其是花点弓 背（并非驼背），大家称他钱骆驼，个子中等，曾吃过鸦片，香烟瘾特别重，５０多岁后就有肺病在身，１９５５年成立合作社时就病逝了。

　　造型比例特别舒服，尤其是粉红泥、粉本山绿 泥、墨绿泥的作品有独到的经验。

　　钱盘根过世后，她改嫁吴云根老艺人，紫砂工艺厂成立后也在工场中做过师 傅。

　　他做花盆的时间较长，技艺比钱盘根、李荣富要差一点，有时候做钱盘根的下手，有时单独制作。

　　他当时年纪约３０岁左 右，身体瘦弱，不爱多说话，后来越做越好，可以单独做钱盘根能做的品种了，主要是元三尺、葵式三尺、四方阴角式三尺、海棠三尺、菊花、水仙盆及较大一些的 花盆。

　　成立合作社后他仍做花盆，工场搬到了毛志云家中。只是他身体多病，后来情况不得而知。

　　挣小钱度日。他做过坯(花瓶为主)，建国前被抽壮丁当了兵，与同道趁乱逃跑，躲在火车下面，刚巧碰上火车突然移位，压着了手臂，幸亏车轮没有转动，只伤了手臂，他爬出来后又没有立即救治，故他的肘与臂二关节是错位的，手臂有问题不能做坯。

　　有次因为窑户有做花瓶的订货，一时找不到人做，钱盘根就与他谈起，叫他试试，看看能否再做得起来，因他坏的是左手臂，转转盘还是可以的。

　　开始几市花瓶做得并不太好，后来顺手后逐渐提高了，自此不做小贩，就一直做花瓶、汽锅、花盆，断断续续一直做到1955年1月紫砂合作社成立后进社做坯。

　　他做得最多的品种是白元瓶、云肩美人瓶，还有象腿瓶。成立合作社后，任淦庭也曾刻过他制的一批各式花瓶。

　　他的作品比起同时代做花瓶的陈福渊要低一个档次，但陈福渊做的是较小的类型，与他做的不是同一类型。

　　脸有些胖，行动很稳重，虽穷但很清高的感觉。他以做花货为主，鱼化龙、柿子壶等。他儿子是倪顺生，后妻是邵陆大的妹妹邵宝琴。

　　亲曾作中介为吴德盛公司的后人卖出一批茗壶，包括后被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邵大亨的龙头一捆竹壶。这把汉君壶就是因中介而被赠予的，后来在紫砂厂陈列室陈列过。

　　我从小就知道邵陆大的名字，建国初期我见到邵陆大，他挑了一副盛有油盐糖酱醋的笋篮担，在蜀山附近叫卖求生。

　　我常见他以竹根烟杆抽旱烟，瘦长个子，小蟹钳头胡子，人很风趣，善说笑。紫砂业稍有转机后，他又开始做茶壶。

　　我见到他做得最多的是竹桩壶(本山绿泥)，是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批社员，与沈孝鹿等做过高档工艺品竹节咖啡壶等。

　　他使用的工具不太多，但非常适用，工具到效果就出来了，做得太顺手了，光线不好也要做，晚上赶做用的是豆油灯。

　　他的老家在苏北，每年天热天冷不能做坯时，回家去两次，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每次都是一路讨饭来回的。

　　我曾见到他由苏北回来的情景，身后背个破被头或破蓆条，手提竹篮放饭碗，一根较粗的打狗棍。

　　他回来后首先介绍的是一路走来的甜酸苦辣，但从未见他发愁动怒，一开口就笑嘻嘻，一口宜兴话，听不出有一点苏北口音，可能是从小来宜兴学徒、做客师，在宜兴的时间长的缘故。

　　他生活非常艰苦，一个人烧行灶，一天烧一次，能省则省，从不喝开水，总是喝水罐头里的河水；

　　人家不要的小南瓜，他拿去放点臭水，蒸个臭南瓜下饭。有一次我见他嘴里一努一努地在吃着什么，过一会又从坯架上的罐里捻了点往嘴里放，我很好奇，等他不在时前去一看，原来是个盐罐头。

　　合作社成立时，他是第一批进社制坯的技术人员，他的工场在毛国强家第二间，我学刻字在他旁边一间，此时他已把他爱人接来蜀山，他爱人专做莲心杯。

　　她做坯技能单一，只做传炉壶，但制作非常认真负责，成立合作社时还是第一批被吸收了进来。

　　建国前紫砂业不景气时，定了亲却没钱娶亲，南街的朋友帮忙抢亲，用船到乡下女家河埠，趁女方下河淘米时，抱人抢上船摇回来。

　　他是个常有创新品种出现的人，当时紫砂圈里常有寅春壶新式样，另外就是陈宝生有新的式样。

　　如建国初期他创作的一把较大的三弯大嘴壶，盖面上加了个五角星，当时就被称为俄国壶，后来又被称为爱国壶。

　　1957年搬到新工场后，他发挥他的特长，做了许多紫砂品种的专用工具，如篦只、线梗等，是服务于紫砂成型的老师傅。

　　1958年时又回紫砂厂做坯，技艺一般，为人老实，厂里派他作半成品库坯件师傅。

　　论紫砂制作水平，该排在纯根之后，成立紫砂合作社前曾与朱可心、施福生合作，为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做松鼠葡萄壶等品种。

　　1958年被指派到宜兴西氿紫砂厂作当家大师傅，西氿紫砂厂解散后他仍回到紫砂工艺厂，工作主要是半成品验收。

　　那时施福生负责茶壶、高档小花盆半成品库，他负责中小花盆半成品库的验收与管理工作。

　　论同时期紫砂艺人的技艺水平，他可排在施福生、沈孝鹿之后；论文化，他是除顾景舟之外最有传统文化修养的制坯艺人。

　　因为他的眼睛有病，总有方方面面的不便，在他遗存的紫砂作品中可以见到他的创作渴望。

　　经常翻新，方货、筋囊货、花货各种品种、式样多有，但制作的工艺不太干净利落、轻脱爽朗，这多是吃了眼睛的亏。

　　他是承上启下的花盆师傅，为人忠厚老实，从不争名夺利，带过不少有出息的徒弟。

　　“”时曾在班组坐班带教，创作品种并不太多，主要精力与贡献还是集中在整个紫砂厂的半成品质量验收上。

　　“文革”期间，紫砂厂的制壶质量并未明显下降(“文革”期间紫砂粗制滥造的说法是后人杜撰的)，与他的严格把关有关。

　　他性格诙谐，喜与同辈人说笑，但凡紫砂厂的年轻人尤其是制坯者见到他都非常敬惧。

　　他有扎实的制作基本功，在上袁村曾与顾景舟上下手做过高档作品“一捺底仿鼓壶”。

　　是七个老艺人之后与施福生平级的艺人，只是此时已丧妻，自带二子，自己身体很差，故未专门带徒。

　　合作社成立初期他与利永的邵仲和一起进社，后来在半成品库验收坯件直到退休。

　　因其老家在丁山白宕鲍家，故1955年上半年转业时，领导爱才分来紫砂工艺厂随顾景舟学习制壶，与汉棠在同一工场，受过“半瓜”、“茄段”等全手工技艺培训。

　　他能制坯，很有经营创新能力，抗战前在上海经营陶器销售，已有成就，只因日军侵占上海，只能重操旧业，回蜀山经营紫砂，店号“祥丰泰”。

　　他做的中、小型花瓶，现今常能见到，并有诸葛勋等高手镌刻。他在经营紫砂的同时经常搞些科技性的陶瓷产品。

　　住在我家隔壁，大儿子与我是同学。成立合作社时也是因为眼睛不好，没有被吸收入社，这对他们家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后来眼睛失明了，幸亏儿女已有工作。

　　我上小学时就见到他在做坯，老夫妻俩没有子孙，做的花瓶与常见到的紫砂花瓶完全不一样，经常翻新，以方形为主，瓶的耳朵变化很大。

　　建国前为窑户，成立合作社时一直是管理干部，负责生产、供销、仓库之管理工作。性格温和，工作负责。

　　我们知道他在家里会帮妻子(系紫砂厂加工户)做坯，台湾的紫砂杂志上经常会出现钤有“半陶”印章的别具特点的花货类200毫升的各式茶壶，壶身的结构处理与众不同，非常神气，深受收藏界的喜爱。

　　多年来他一直深居简出，从不主动声张自宣，对外界的询问、采访也是尽量躲避。

　　他的竹子、兰花画得特别有风致，他的画稿比所见出版的兰谱、竹谱画册还要有韵味，行、隶也非常有个性。

　　抗战开始，紫砂业不景气，他是有相当高学问的书画家，却凭自己的中医知识当上了号脉的郎中。

　　建国后紫砂合作社成立时他脱离行业未进社，直到1958年“”时才回到紫砂行业，所刻并不多，不久便病故。

　　建国前后是仅次于任淦庭的著名陶刻艺人，既刻实用壶盆产品，也刻高精尖端的壶鼎陈设作品，书法、绘画俱佳，也有书画作品留世。

　　陶刻作品有自身独特的笔墨及镌刻的特点风格，故凡是他的陶刻，很容易被认定鉴别。

　　因当时领导未交给他带徒弟的任务，故无挂名徒弟；其实我本人也受过他的影响，惜在1969年他就过世了。

　　他肺上有毛病，但烟不离口，身体一直不好，与任先生合作时很少具他镌刻的名字，空刻一般用石生款名。

　　读过书，有些学问。建国初期当过蜀山工商联的文书，成立合作社时重操陶刻旧业，大约已有60岁了，不动毛笔只空刻，书法有基础，故刻的字及兰竹很老练有劲，刻款具名常用岩如、石生等，没有固定笔名。

　　他一生嗜酒成癖，所得工资一半用在酒上。他进南货店沽酒用碗不用瓶，当即在柜台上几口喝完，不用菜，用手捏捏鼻子，擦一下嘴便回家。

　　是邵云如的儿子，邵洪坤的大弟，建国前后是小手工业窑户。他能做坯，也随父学过书画陶刻。他归到陶刻队伍是１９５８年的事，进入陶刻圈后刻的多是一些上刻的茶盘、花盆等。

　　由于他很少空刻行货，故所上刻之茶盘等画面装饰很有书卷气，用万较轻，常用刮刀以表现泼墨浓淡之效果。

　　走在路上碰见时，他总是拿着一只竹篮，里面放了碗、筷、毛巾，像是全部“行头”，住在厂里，生活极为简单，甚至有些原始。

　　刻字水平一般，但非常认真，从不弄虚作假，大概是1962年厂里下放时把他退回农村的。

　　1955年他帮毛顺兴书画镌刻的一批海金钟大花盆在紫砂界很是震动。1956年进厂后，在“”时带过陶刻徒弟。

　　由于他有坚实的陶刻基本功，所以刻的作品一直受到社会的重视，尤其是他刻的正楷《长征》诗(洋桶壶、盖杯)深受青睐。

　　因要负担四女三子的生活，除陶刻外，凡窑场的活他(除装窑之外)都能干，烧窑、套坯、肩柴、挑窑担都是高手，最困难时他上山樵过柴。

　　老受排挤、打击，技艺才干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但他留传下来的陶刻佳作会证明他的才能。享年70多岁，属鸡。

　　。他刻字的品种比较单一，八方壶、八方杯、暖酒杯、暖酒壶，画面以刻竹子为主，很有陶刻特点，亦有章法。

　　与我师傅任淦庭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身体比一般稍弱一点，为人忠厚老实，与人相处随和。

　　当时他是陶刻人中唯一能正式做坯的艺人，且能有创新的品种及造型出现，经常见到的是一些香炉、文具、餐具之类的作品。

　　1955年，我与任淦庭师傅在紫砂陶业公所的工场工作时，他就由志愿军复员来搞紫砂陶刻了。

　　建国前他曾在浙江美院雕塑系上学，与陈积厚(第一本雕塑解剖学的作者)是同学。

　　浙江美院是三青团的中坚所在地，故他一直背了个政治大包袱，被审查打击。

　　1958年“”中组建雕塑车间时带过徒弟，1959年被派往宜兴西沈紫砂厂，此厂关闭后回紫砂厂，与我联手合作管理车间时间较长，有刻字作品及雕塑作品留世。

　　他能画画，陶刻是半路出家，所刻画面有《芥子园画谱》的味道，用刀较浅，刮刀用得较多，为表现墨色的深浅。

　　大概是1957年时(或1958年)陶业合作社急需陶刻师傅，即把他吸收进社，空刻水平属中等，没有动笔书画，做事、工作十分认线O年代在我车间当会计，与我共事时间很长。

　　历史上宕釉、画彩釉的师傅很多，但到建国前夕，只有他在我们家里做过客师。他一只脚从小就不能着地，以手撑一短竹棍代步，故他的另一只脚特别粗壮。

　　我对彩釉方面的知识，如煮釉、磨釉、上釉、彩釉，都是见他操作而学来的。他特别能画戏剧脸谱，以往紫砂行业“摆地戏”是由任先生(指任淦庭)和郁师傅两人画彩脸的。

　　建国初期，他曾帮我将伪钞票上的领袖头面改画成京剧脸谱人物，非常有艺术性，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在所需彩釉陶上画开光图案、画各种花卉装饰及戏曲人物，肚里有货，手上有功。我小时候是特佩服他的。

　　可惜成立合作社时只有搪彩而没有画彩釉了，再后来因为彩釉中有铅就中止了这种装饰，直到1995后就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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