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名家陈曼生司马（鸿寿）在嘉庆年间官荆溪宰（应为溧阳），适有良工杨彭年，善制砂壶，并为捏嘴不用模子，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门眷属，并工此技……”

　　寥寥数语，对杨彭年在紫砂技艺上的成就赞誉有加，这段文字算得上是历史文献上对杨彭年紫砂壶艺的贴切评价了。

　　杨彭年与陈曼生合作制壶，如千里马遇上了伯乐，成就了紫砂艺术史上的千古绝唱。从此兴起了紫砂文人壶之滥觞，杨彭年也得以跻身紫砂大家之列。

　　由陈曼生设计、杨彭年制作、陈曼生等人铭刻的“曼生壶”，开辟了紫砂壶艺向更高文化层面发展的道路。

　　被历代文人雅士推崇备至的“曼生壶”几乎都是出自杨彭年之手，虽然陈曼生在与杨彭年合作之前，亦与其他艺人如蒋万泉合作过，例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曼生自铭竹节紫砂壶，即为蒋万泉制，但毕竟仅为孤例。在曼生壶的传奇与姻缘中，都少不了杨彭年的贡献。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对“曼生壶”或“文人壶”关注的著述文献中，更多的是围绕陈曼生而对杨彭年的关注较少，许多著述都是一带而过，甚至对其壶艺表现出不屑或者忽略的态度。

　　学者严克勤《仙骨佛心 家具紫砂与明清文人一书中》，对陈曼生与杨彭年的合作有着精辟的见解：

　　“……杨彭年的制壶、炼泥的技术一旦为陈曼生所用，却产生了杰出的紫砂壶杰作……这是一种奇迹，不是所有书画艺术家和陶艺家的结合都可以表现的如此出类拔萃。”

　　但同时也指出：“杨彭年在宜兴的紫砂壶工匠中并不是最出色的，仅仅是一名工匠而已。”

　　作家徐风的紫砂散文著作《一壶乾坤》亦有类似观点：“他们如果没有遇到陈曼生，他们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杨彭年，字二泉，号大鹏，清嘉庆年间荆溪人，一说为浙江桐乡人，生卒年不详。据说乾隆时期制壶一般多用陶模衔造，分段合之，其法简易，明代时大彬手捏法已少有传人。

　　但据说《耕砚田笔记》云：“彭年善制砂壶，始复捏造之法。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风致。”由杨彭年制成的茗壶，玉色晶光，质朴文雅，为文人所好。结合陈曼生对艺术所持的观念：“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由此推之两人惺惺相惜也未可知，携手制壶，乃是天作之合。

　　据说杨彭年于制壶之外,亦擅刻。南京博物院收藏有他制作的《国山碑笔筒》,是杨彭午取材于被称为“江东第一古碣”的孙吴国山碑造型为灵感而创作的,碑文通体以篆书镌刻,因岁月侵蚀毁伤而有残缺。

　　此款笔筒用青泥抟制,呈青蟹色。石碑面本为平面作品,而彭年却使之刻制于扁國形态的笔筒外壁上,构思颇为巧妙。

　　我们从此器物的拓片上更能看出杨彭年在镌刻上的水平,篆书碑文法度严谨,而原先碑文的残缺处则以大刀阔斧般的刀法刻出,格体风格古朴。

　　当然，最能够代表杨彭年制壶水平的还是他和曼生等人联袂创作的紫砂壶作品。如南京博物院所藏彭年制曼生铭半球壶应是杨彭年的代表作。

　　此壶壶嘴虽系填塞而成，但杨彭年把壶嘴根部上下做成圆弧形状,软软地与壶身贴在一起，看不出有任何黏接的痕迹，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又因壶把向外回转得大了些，作者将壶嘴做长，并稍稍向上，以求得视觉上的谐调。由此可见，杨彭年对这件砂壶的构思和造型确是深有创意。

　　再例如由画家唐云先生著名的“八壶精角”所收藏的合欢壶、匏瓜壶、井阑壶、石飘壶、石瓢提梁壶、合欢提梁壶、台笠壶等作品，皆是紫砂壶艺史上的纪典杰作，其造型风通格多以简约质朴取胜，而摒弃繁复精细之雕琢，大有一股清新隽永的气息与韵味。

　　这些作品的横空出世，足以向世人表面曼生与彭年的才华与胆识，是两个艺术家创造性合作的典范。

　　如果没有杨彭年“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的制壶境界，即使是一个技艺更高超的紫砂工匠与陈曼生合作，也未必会留名青史，因此，“曼生壶”的艺术成就和影响是完全离不开杨彭年的杰出贡献的。